行赂罪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率偏低

行赂罪作为贿赂犯罪体系中的重要一环，其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遏制腐败交易，构建清正廉洁的社会秩序。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，行赂行为被最终定罪处罚的比例，相较于受贿罪而言，呈现出明显偏低的态势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是多重法律与现实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，值得深入剖析。

从犯罪构成与证据认定的层面来看，行赂罪的司法证明面临独特挑战。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行赂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”的特定目的。在司法实践中，“不正当利益”的界定时常存在模糊地带与解释空间。许多商业活动或行政审批环节中的利益性质难以被清晰、无可争议地认定为“不正当”，这直接影响了罪名的成立。同时，贿赂行为通常具有极高的隐蔽性与对合性，证据往往呈现“一对一”状态，缺乏第三方旁证。行、受贿双方基于共同利益极易形成攻守同盟，一旦任何一方否认，关键事实便难以认定。侦查机关获取行贿人供述、资金流向轨迹、利益交换合意等完整证据链的难度极大，容易因证据不足而无法移送起诉或导致定罪失败。

刑事政策与诉讼策略的考量对案件处理产生直接影响。为了有效打击更为严重、危害更大的受贿犯罪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有时会运用“污点证人”制度。即对行贿人依法从宽处理，以换取其关键证言，从而突破受贿案件。这种“抓大放小”的策略性选择，虽在打击主要矛盾方面具有现实合理性，但客观上确实导致一部分行贿行为未被独立追究刑事责任。特别是在查处系统性、群体性腐败案件时，为瓦解同盟、获取核心证据，对配合调查的行贿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处缓刑的情况更为常见。

再者，法律适用与社会认知也存在一定偏差。部分行贿行为在特定行业或地域环境中，可能被错误默认为“潜规则”或“必要成本”，其刑事违法性的社会认知度相对较低。这导致一些行贿者自身罪感意识薄弱，甚至认为自己是“被迫”或“受害者”。当这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可能受到影响。部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贿行为，例如数额较小且未实际谋取到不正当利益，依据刑法总则的“但书”规定或相关司法解释，可能被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，从而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行赂罪定罪率偏低的现象，也反映出惩治贿赂犯罪综合治理体系的复杂面向。它提示我们，单纯依靠刑罚威慑并非治本之策。根治贿赂顽疾，需要进一步完善“不正当利益”的法律界定与司法解释，统一裁判尺度；需要强化技术侦查与监察手段，提升证据固定能力；更需要深化市场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，压缩权力寻租空间，从源头上减少行贿动机与机会。唯有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，同时推进制度预防与文化培育，方能构建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长效机制，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。